本文原载于《北京对台工作》
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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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中华文化复兴大致体现出“外求”与“内寻”这两种路向，而孙中山先生则有将这两种努力有机结合的意向，由此形成中山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尝试对这两种路径加以粗线条勾勒。
PART 01
“外求”：西方政治文化冲击下中国的思想变迁
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传入中国，使中西相遇并开始对话。当时对待西方思潮在华存在出现了三种态度及意向，天主教中的“原教旨主义”主张“全盘西化”，原原本本推行西方观念，不允许任何改变和妥协；中国官员及文人中的保守派和封闭派对西方思潮持完全排拒的态度，坚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西人入华传教是要“夺人国土，乱人学脉”，其思想也只会“惑世诳民，蠹坏国运”；而以徐光启（1562-1633）为代表的开放派则主张引进西方的“实学”“天学”为我所用，从此开始“外求”之探。徐光启不同意“全盘西化”，而是想以引进西学来改变中国的不利局面，强调“欲求超胜，必须会通”，因此成为中国近代主张“对外开放”和“西学中用”的第一人。
上述三种态度的博弈及冲突在清康熙时代随“中国礼仪之争”而达到高峰，“全盘西化”派与“闭关自守”派的斗争成为主流，最后导致康熙决定全面禁教，中国重新自我封闭。值得思考的是，这三种态度从此成为中国对外态度的基本模式，且不断重演，延续至今。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以武力打进中国，清王朝不堪一击，“鸦片战争”的中方惨败及其“不平等条约”的签署，深深刺痛了中国人，也使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巨大变化，即“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传统思想有着深刻反思，也对西方文化有着观察与思考，并涌现出一大批政治改革家和思想革新人士。其中比较典型地是对待西方思想文化的态度，从而使儒家、佛教和基督教等在中国的存在及发展都出现了与往不同的轨迹。
“鸦片战争”前后出现了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和徐继畬等人重视西方科学文化思想，此后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等“洋务派”的认知上有了进一步发展。林则徐（1785-1850）焚烧鸦片之举乃抗英之始，使他成为民族英雄，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对西方文化、科技和贸易持开放态度，表示应该学其优而用之。龚自珍（1792-1841）支持“更法”“改图”，主张新陈代谢，认为“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魏源（1794-1857）既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希望以“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来使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经世致用”以有利于“国计民生”，故乃近代中国维新思想先驱。徐继畬（1795-1873）则以《瀛环志略》基于世界全局看中国，根据“民为贵”的思想提出“政在养民论”，以民主来反封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代表的“洋务派”则是从社会实践层面试图改革。曾国藩（1811-1872）深感西方“船坚炮利”的优势，故在对外态度上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但反对太平天国运动以“洋教（拜上帝会）”来摧毁中国传统文化之举。左宗棠（1812-1885）也曾主张学习西方“更造火船、炮船之式”的强军之策。李鸿章（1823-1901）作为晚清“洋务重臣”曾支持筹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和北洋水师等，却因无力回天而留下骂名。张之洞（1837-1909）更是提出“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不仅大办钢铁、纺织等实业，而且还从教育、政治制度等方面推动改革，提高了当时只倡导“器物”改进的革新认知，并曾支持康有为等人的维新运动。
清末最典型的变法维新运动即1898年的戊戌变法，但以失败告终，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则逃往海外。谭嗣同（1865-1898）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权、平等思想而向封建专制制度挑战，其思想融合中西古今之学，西学突出格致、算学和社会学，中学则以“仁”为儒学本体，提倡宋明理学之心学，佛学则突出“自贵其心”，倡导积极进取。康有为（1858-1927）自流亡欧洲后遂折服于西方文化，其维新思想故“多以西方理念为张本，以西方制度为楷模”，认为可学西方而有必要创立一种国教，但在形成其“大同”思想时却意识到过去“视欧美过高”，而中国形成国教则以孔教最合适，从而转为尊崇孔子，弘扬孔教，倡导读经。梁启超（1873-1929）则在流亡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为最早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学者之一，并曾对孙中山推行的民主革命持同情态度，在思想上反对保守主义但坚持改良主义。他反对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的主张，认为“儒教非教”，也就谈不上立其为国教。梁启超“中国无宗教”的观点被一些中国学者所接受，使中国学界仍流传“中国无宗教”“儒教不是宗教”甚至“佛教也不是宗教”的思想。
在这种沧海横流、大浪淘沙的历史选择及其转折中，脱颖而出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孙中山（1866-1925）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而主张“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并以民生主义为核心。基于这一政治目标，孙中山一方面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另一方面则接受了西方传入的基督教信仰，皈依为基督徒，提倡“博爱”，从而使这种外求与内寻得以有机结合，形成中华文化现代传承理应开放而为的基本思路，并在其政治实践上影响到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
PART 02
“内寻”：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复兴
前述变化大致属于“传统外变”，是希望借助外力来改变自我。但这只是中国近现代变化的一部分，正如孙中山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体现那样，中国此间还有“传统内变”的发生，即寄希望于自我传统的更新、复兴，以其内在的改造和革新来走出困境，应对世界的现代发展及其变局。而这在儒家（教）和佛教的变革中最为典型，于此不是外求而乃内寻，将自己的文化传统作为应对资源来重新体认、认真发掘。
1.儒教的革新和新儒家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儒家传统地位受到动摇，经历了两大反儒波涛，一是太平天国运动刮起的反孔反儒狂飙，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儒批孔导致儒家统治思想地位的终结。但也有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保存及弘扬等角度来维护儒家的，比较典型的一是以孔教为国教的提议，二是现代新儒家的发展。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已有“孔教复原”的思想，他恢复儒学的举措是将儒学宗教化，变孔学为孔教，以此抵挡西教，实现其保国、保种和保教的愿望。其门下弟子陈焕章（1881-1933）于1912年10月在上海创办孔教会，并于1913年召开孔教会第一次全国大会。他们的目的是要定孔教为国教。实际上孔子、儒家的意义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问题，一直就没有获得基本解决。“五四”时期及后来形成的现代新儒家则主张会通中西，使儒家思想现代化，其发展迄今已有三代。第一代包括熊十力（1885-1968）、张君劢（1887-1969）、马一浮（1883-1967）、梁漱溟（1893-1988）等，第二代包括冯友兰（1895-1990）、钱穆（1895-1990）、贺麟（1902-1992）、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徐复观（1903-1982）等，第三代包括刘述先（1934-2016）、余英时（1930-2021）、蔡仁厚（1930-2019）、成中英（1935-2024）、杜维明（1940-）等。这种新儒家主要在海外发展，只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其讨论才在中国内地活跃起来。
新儒家的基本思想表现在对中国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的肯定、突出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及其文化地位、中国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与宗教精神、中国心性之学的意义、中国历史文化的长久性、中国文化发展与科学及民主建国之意义、对中国现代政治史的认识、西方文化与东方智慧以及对世界学术思想的期盼等内容。新儒家强调“返本开新”，有着“天道”（外在超越）与“人性”（内在超越）之天人合一等核心关注。颇有意思的是，这些新儒家的趋新之士中有不少人都好佛学，如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人与佛学关联密切，佛教哲学亦成为其思想体系的有机构成，这也与晚清以来的佛教复兴直接相关。
2.现代佛教的革新与复兴
中国文化传统内的革新还包括近现代佛教的复兴，以杨文会（1837-1911）为开端，他创办金陵刻经处，开创居士佛学，培养出欧阳竟无、太虚等现代佛学家，并提出佛教兴国论，强调佛教的入世倾向，此即现代人间佛教之肇端。杨文会将中国化的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来应对，遂使晚清佛教绝处逢生、柳暗花明。杨文会主张佛儒相容，以出世间佛法为体，以儒家世间法为用，其思想还影响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宋恕、章太炎等人。
欧阳竟无（1871-1943）主张佛儒融会，宣称“东海、西海，圣人心、理，无不皆同”，他认为佛法既非宗教亦非哲学，要远超二者。除了玄奥的佛理之论，欧阳也主张佛教应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恰如儒家中的“外王”作用，以呼应“内圣”之价值。太虚（1890-1947）在青年时期就已博学多闻，思想活跃、热心政治、善于社交，曾筹建佛学精舍、佛教协进会、佛教弘誓会。他一生出访多国，曾与铃木大拙、伯希和、罗素、泰戈尔、尼赫鲁等学界政界名流会晤交谈，并与基督教会有过交往，受到基督教入世精神启发，与他推动人间佛教（人生佛教）发展有直接关联。受太虚影响，其弟子印顺（1906-2005）亦毕生推行“人间佛教”，主张“为佛教，为众生”。赵朴初（1907-2000）也追随太虚而倡导“人间佛教”，主张成佛在人间，“解行并重”“人成佛成”。星云（1927-2023）则是台湾“人间佛教”的积极推动者。从此“人间佛教” 成为现代中国佛教革新发展中的主流。
PART 03
结语
中国思想界在回应西方思潮的冲击时，认真反思了中华文化智慧及其现代弘扬。与西方提倡形上思辨和追求终极实在的精神旨归不同，中国思想界更主张天人关联，认为天道与性命之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从而从外求转向内寻，对“人性”“人心”有更多思考，注重人的灵修、禅修以及社会关怀，在人间体现超越的情怀及其精神境界。于此遂有中西核心观念的对比、对照以及中国思想家求超胜的思考和路径。孙中山在这种探究中起到了表率作用，形成了中西契合的中山精神。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宗教学会前会长，本文为作者在第二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之四海文化论坛上的发言）
作者 | 卓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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