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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传统留学目的地，国际学生面临的环境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英国的大多数国际学生如今被禁止携带家属；加拿大对学习许可数量设置上限，并限制国际学生毕业后工作资格；美国则以“国家安全”名义赋予边境人员撤销学生签证的权力，并计划削减联邦交流项目的资金。这些举措的累积，反映出一种深层次的态度转变：对教育的理解愈发功利化，跨境求学的意义被简化为经济考量、移民管理或安全风险控制，教育的社会性与智识价值被边缘化。这一变化正深刻影响着全球知识生产的结构与活力。
知识的流动受到阻滞
英国牛津大学比较和国际教育副教授梅亚·尚科塞利亚（Maia Chankseliani）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际学生并非国家科研体系的附属力量，而是真正推动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他们不仅丰富了本土学生的学习经验，而且拓宽了学术视野。英国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76%的学生认为，与国际同学的交流帮助他们开阔了视野，85%的学生则表示这提升了他们的全球胜任力。
尚科塞利亚认为，跨境求学不仅关乎知识的传授，更是一种深具社会性与智识转变的经历。学生在异国他乡学习的过程中，常常发展出一种比较视角。这一视角不仅促使他们重新理解本国的制度和社会，也赋予他们更强的公共参与能力和反思意识。这种“跨语境”的思维方式，使他们不仅成为知识的学习者，而且是职业操守的实践者、改革的推动者和公民意识的承担者。
归国毕业生带回的不只是专业技能，还有新的组织能力、行为方式。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比较学习，使得他们可以在本国语境中重新思考政策设计、社会参与乃至公平正义的实现方式。在对70个国家700多名毕业生的追踪访谈中，尚科塞利亚观察到，这些“全球流动者”在回国后往往成为推动性别平等、无障碍环境建设和参与式治理等制度创新的关键力量。他们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学到了什么”，更在于“成为了怎样的人”以及如何拓展了认知边界。
知识流动的正外部性亦体现在东道国社会。多项经济学研究指出，国际学生推动了知识生产与经济创新：在美国高校中，国际研究生比例每提高10%，专利申请数量随之增长4.5%，专利授权数量上升6.8%；国际硕士生比例每增加10个百分点，平均催生0.4个初创企业。这种跨文化的日常互动，不仅提高了接收国高校的研究活力，也增强了社会的包容能力与创新基础。
然而，在签证收紧、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及地缘政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这种知识与人才的流动正面临日益严峻的阻力。尚科塞利亚表示，尽管疫情之后部分国家的国际学生数量一度反弹，但最新数据显示，这一增长趋势正在放缓，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了逆转。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通过提高经济担保门槛、限制陪读签证或设定招生配额等方式，主动削减国际学生数量。虽然美国整体留学生的人数依然可观，但政策环境却日趋收紧，尤其是对中国学生而言，2019年以来，其注册人数已减少了超四分之一。
尚科塞利亚认为，这一系列政策转向反映出国际学生角色在政策语境中的根本性变化——他们越来越不被视为全球知识体系和社会创新的重要参与者，而更多地被当作财政收入的来源或国家安全的风险因素。在这种情境下，国际学生不再是单纯的“学习者”，而被重构为需依据经济与地缘政治考量加以调控的“战略变量”。
在尚科塞利亚看来，这种对教育的功利化理解，弱化了国际教育更深远的制度意义。一旦学生的国际流动被压缩，被排除在外的个体不仅会失去拓宽视野的机会，接收国高校也会失去日常文化差异与思想碰撞所激发的制度活力。
全球学术生产呈现结构性不平等
匈牙利国立公共服务大学社会传播学教授马顿·德米特（Marton Demeter）长期研究全球学术生产中的结构性不平等。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发达国家在学术基础设施、出版逻辑与资源分配上的主导地位，并非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通过制度性安排长期维系的产物。在这一体系中，国际学生的跨境流动始终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学者提供了获取资源、拓展学术网络与提升机构声誉的通道；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才的单向流动，加剧了全球知识体系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从而削弱了“全球南方”国家自主构建知识体系的能力。
“通过计量研究，我发现，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学者不仅被迫调整了自己的研究选题、语言与方法来迎合发达国家期刊的主流范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迎合的压力还来自本国的学术体系。”德米特说。这种看似“全球化”的知识流通机制，并未真正缓解不平等，反而使其更具隐蔽性与结构性，使单向依附被视为“理所当然”。
而今，签证限制趋严、国际政治紧张、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使得这类跨境通道正面临收缩。德米特认为，这不仅意味着个体机会的流失，更带来了全球性的系统风险：本已有限的认知多样性将进一步被压缩，而全球学术生态也将因此丧失动态更新的能力。这限制的不只是“谁能去哪里学习”，更深刻地影响了“哪些知识能够流通、哪些声音被听见、谁有资格参与塑造科学的未来”。
尚科塞利亚亦表达了类似担忧。她认为，国际学生流动的放缓虽不会直接导致全球知识体系的崩溃，但足以让其演化趋于僵化。失去跨文化的日常碰撞，学术体系更容易沿国别、语言乃至地缘政治的边界逐渐分裂。问题的核心不只是“机会减少”，而是“互惠性正在消失”。真正的国际教育不仅在于推动知识流动，更在于培养一批具备跨界理解与制度转换能力的人才，使他们能够将这种能力带回本土，转化为公共参与以及制度创新的动力。
不可否认，当前政策趋紧无疑会放大已有的不平等结构。然而，在危机中也孕育着新的可能。尚科塞利亚表示，中国如今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国际学生输出国之一，也正在迅速崛起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知识接收国和生产者。
长期以来，跨国流动赋予无数青年接触其本国难以获得的学术资源与制度经验的机会。其中许多人成为连接异质知识体系的“中介者”，甚至拓宽了“何为有价值知识”的边界。然而，一旦这种形成性的经历因财富门槛、地缘政治或移民政策遭到限制，人们所失去的将不仅是“多样性”，更是“关联性行动力”的可能性。
“我们失去的，不只是未来的研究人员或技术人才，还包括那些具备比较视角、能在文化之间转换角色的人。”尚科塞利亚表示，“他们是教育者，是知识的翻译者，也是改革的推动者。他们懂得如何将全球经验转译为本土语言，也懂得如何用外部视角反思本地的既定认知”。这样的存在，恰恰体现了国际教育的真正价值。而国际教育的缺失不仅是政策退步的表征，更是全球社会在“为何要有国际教育”这一根本问题上想象力的集体滑坡。
澳大利亚社会学家、悉尼大学荣休教授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对记者表示，从短期来看，国际学生流动受阻不太可能立即改变全球知识生产的整体格局。毕竟，发达国家大学的研究与出版运作，并不直接依赖国际学生缴纳的学费。然而，从长期看，跨境流动的政策限制学生尤其是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年轻学者，终将对发达国家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这类政策本质上是出于国内政治的短视考量，往往被右翼政党用来激发公众对“外来者”的恐惧与敌意，并以此为基础宣称其“保护”作用，从而谋取选票与政治资本。这种做法可能会激发全球其他地区更强烈地摆脱对发达国家文化与知识结构依附的愿望，并付诸实际行动，推动全球学术传播体系的去中心化。
包容是全球知识共建的必要条件
德米特认为，真正的学术包容不应仅以国际学生流动作为衡量标准，更应关注认知基础设施的多元构建。他表示，当前的全球知识生产体系面临着深层次的结构性不平等，要实现真正的共建，需要重新思考知识生成的方式与基础。德米特目前正在研究中国如何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国家数据库以及本土化的科研评估机制，逐步构建起具有自主性的知识体系。他认为，这一转变不仅关乎技术手段的更新，更涉及对学术规范、评价逻辑乃至知识形态的根本重塑。
在他看来，全球知识共建的实现有赖于若干核心条件的支撑。这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层面的差异化投资，也涉及知识评价体系的文化转向，以及学术流动机制的伦理重构。“全球南方”国家在构建自身科研生态系统时，应避免简单移植西方模式，而是立足本地需求与知识逻辑，打造真正契合自身发展的科研架构。同时，摆脱以英美为中心的单一评价标准，给予口述传统、社区参与、应用研究等多样化知识形式以合理的地位，是推动评价体系本地化的关键。而在学术交流层面，唯有确立更具伦理性的流动机制，鼓励南南合作、联合学位项目和导师制度，支持本地学者的“在地成长”，才能改变长期存在的人才外流与知识依附现状。
“一个真正具有包容性的学术体系，不仅更为公平，也在智识上更具深度与活力。思想、方法与世界观的多样性，从不是学术发展的障碍，恰恰是全球科学持续进步的基础。面对当前国际学术流动趋缓的现实，我们急需探索新的知识流通机制，将包容视为认识世界的必要条件，而非一项带有施舍意味的选择。”德米特如此总结。
德米特进一步表示，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学术秩序重构中的关键力量。无论是在人工智能工具与科研平台的深度融合中，还是在政策、出版与评估制度层面展现出的系统性思考，都体现了其在重塑知识生态方面的独特能力。他说：“我的研究正关注这一转变：一个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结合国家政策意图与文化逻辑的新型科学生态系统，正在重新定义全球知识生产的基本规则。”
康奈尔认为，若要构建一个真正全球化的学术体系，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一方面，需要实现资源的更公平分配，这一议题远超学术界本身，关乎全球发展格局的调整。只有当贫困国家的高等教育获得与中等收入和富裕国家相当的资金支持，全球学术的平衡发展才有可能实现。另一方面，还须正视当前英语在学术交流中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局限性。虽然通过更优质、更包容的翻译服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问题，但更根本的是承认多种语言作为知识载体的合法性，并鼓励知识生产的语言多元化发展。
康奈尔批评了以声望、科研经费和学生学费为核心驱动的竞争机制，这一机制催生了全球范围内大学、学术期刊乃至学者个人的“排行榜”，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学术评价的初衷。她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使不同类型的学术机构能够根据自身使命和所服务的社区特色发展，而不是趋同于一种单一的标准。朝这些方向努力，将有助于推动全球学术交流由追逐特权的单向流动，转向多元、平等的知识共享，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互通与合作。
无论是重构流动机制、承认语言多样性还是在本地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三位学者的共同关切都指向一个核心议题：唯有打破制度性的单向依赖与结构性不平等，全球知识生态才能真正实现共建、共治与共享。这不仅是对国际教育想象力的重申，也是对未来世界如何理解“知识正义”的集体追问。
中国社会科学报驻雅典特派记者 杨雪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王俊美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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